中国楹联学会是由我国楹联艺术家、楹联书法家、楹联活动家及楹联研究人员组成，由中国文联主管的国家一级学会。自1984年成立以来，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傅钟、著名学者钟敬文等，都担任过这个学会的名誉会长。

　　日前，带着家乡人的自豪和独有的情感，笔者在北京采访了该学会现任名誉会长，当代诗人、学者、楹联家、书法家成其昌（常江），深度发掘了有关我国楹联文化，以及成先生本人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帐篷诗人

　　我们的采访是在先生的书房进行的。这间经笥盈架，确有“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之势的书斋名为“两栖轩”。其寓意暗指成其昌原本从事地质勘探工作，研究自然科学，但同时又对文学艺术具有浓厚兴趣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成其昌1943年生于吉林舒兰，曾祖父成多禄曾任黑龙江绥化知府，在清末民初被誉为“吉林三杰”之翘楚。而外曾祖父则是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几年后壮烈牺牲在抗俄前线、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袁寿山。成其昌的童年多由祖父照料，其崇文尚武的家族背景使他“接受了古学和今学的混合教育”。15岁时，成其昌便在《松花湖》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奇怪的是，其处女作不是他后来卓有成就的诗歌或楹联，而是一段相声。

　　1961年，成其昌在北京参加高考。当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刚刚完成人类第一次天地往返，成其昌因此而热血贲张，在填报志愿时，他悉心选择了与航空航天相关的专业。据本人所述，在填报“北京地质学院地球物理勘探专业”时，他好像只看到了“地球物理”几个字，觉得颇有经天纬地的气势，而“忽略”了“勘探”二字。岂料正是这两个字，使其1967年底在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地球物理勘探队。

　　成其昌到青海之初，正是我国经济比较困难的年代，而常年在野外的勘探队员，比其他行业更加艰苦。为战胜恶劣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与寒冷、劳累、荒芜、寂寞进行斗争，年轻的成其昌开始以诗歌倾吐心中的情愫，赞美地质工作的光荣，描绘战友的辛劳，讴歌大西北山川的壮美和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

　　此间，他先后出版了《庐山放歌》、《大山醒来吧》两部诗集，因为这些诗大都创作于地质队的帐篷中，成其昌便获得了“帐篷诗人”的“美誉”。

　　对于他早期的作品，原地矿部副部长张文驹在为其第三部诗集《流浪歌》作序时写道：“这是‘帐篷村’里的一位居民为自己和同伴们写下的诗，记录了他们‘苦、涩、酸、甜’的一部历史。其中有高昂的战歌，有亲切的抒情，有轻松的和不轻松的幽默，也有几声沉重的感慨。”

　　现在吟诵先生当年的诗，仍旧会被这些文字带进那片荒原，那段历史，那种生活，那般火热。仍旧会看到“一望无际的戈壁哟，一望——无……。我的视野，我的感触，被一阵大风塞严、堵住。”同时也会读到“栽花的，收获芬芳；栽秧的，收获五谷。在测区四角栽上木桩，准备收割闪光的金属。或者一捆铁杵，或者一束铜柱。种植了亿万年的矿苗，在木桩下萌动出土。”

　　在先生当年创作的诗歌中，长诗《帐篷村》、系列诗《地质三唱——篝火歌、流浪歌、葬礼歌》、《信——帐篷文化圈记事》、《桂林水》等，都先后获得了中华宝石文学奖、全国科学文艺优秀作品奖等奖项。其中与杜连义合作的长诗《庐山颂》，还曾经被许多省市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过了三十年，他的一些诗还常常出现在地质队的节日晚会上，一直受到地质队员的喜爱。

　　1981年，原地矿部召开“三十年找矿有功单位颁奖大会”，他应召入京，创作了首都少先队员向大会所献的朗诵诗，这诗既有文学水准，又饱含着浓郁的地质人生活气息，从而被部长孙大光慧眼识珠，为日后返回北京埋下伏笔。这里要说的题外话是，这位部长正是发现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的伯乐。

　　刀耕火种

　　成其昌人生经历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大幅度跨越不同领域、不同学科，而每一次华丽的转身，又都有向顶峰攀登的新目标。这个特点使他早年虽然在诗歌创作方面崭露了头角，但后来主要文学成果却大都反映在楹联方面，这种变化与其家庭背景有直接关系。

　　据先生所述，他5岁时，爷爷带他去吉林市北山游玩。在这里他看到了其太爷成多禄所书的“万绿轩”三个大字，以及门柱上那副楹联：“五载我重游，桑海高吟诗世界；一层谁更上，乾坤沉醉酒春秋。”

　　当时成其昌只会背《百家姓》、《三字经》，对楹联的内容并不懂。但能在名胜之地留下墨迹、以文抒怀的渴望，却给了他奋斗终生的力量。2006年，当吉林市北山画院成立25周年时，成其昌为其题写贺联：

　　酹酒为公擎画笔

　　敲诗许我祝乡贤

　　当时，人们只觉得其作品联笔两绝，却很少有人知道此举竟圆了一个少年50多年前许下的宏愿。

　　成先生真正把精力投放到楹联方面是1974年以后的事。但那时这门文化还被划在“四旧”之列，书籍被烧，古迹被毁，“致使名山胜地榜书柱铭，剥蚀摧残，与劫火寒烟同尽”。而联语这类文字，更是东鳞西爪，很难搜集整理。就连结婚的新房，也只有“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话语。幸好几年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改变。

　　采访中，成先生讲述了他在青海省图书馆第一次看到梁章钜《楹联丛话》时的情景：“当图书管理员把这部厚厚的线装书递到我手上时，我的心猛地向上一浮，面对如此丰富的内容，一时竟有手足无措之感。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乘着一叶扁舟在千折百曲的河道中跌跌撞撞，突然驶进大海，看到了新的渴望已久的天地。”

　　从此，先生便以刀耕火种般的“生产方式”开始在联坛上拓荒。当时，他所在的物探队位于青海湟源，距省城60多公里。此间，只要有去省城的机会，他就去图书馆抄书。为此，他几乎舍弃了所有的工余时间。当时，他把袁枚的几句话写出来贴到墙上勉励自己：“看书多撷一部，游山多走几步，倘非广见博闻，总觉光阴虚度。”

　　就这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收录了六千余副可供研究的楹联。一次，成先生出差去兰州，发现甘肃省图书馆藏有几册在青海省图从未见过的联书，他爱不释手，却又来不及抄写，便灵机一动，掏出随身携带的录音机，边读边录，回家后再进行整理。为了不影响别人学习，他的朗读只能在楼梯间或走廊里“向隅而吟”。

　　后来，录音就成了先生收集楹联的一个主要手段。为了使效果更好，他还总结并掌握了一套方法。即速度要慢，读音要准；多字同音、一字多音的要说明是哪个字，比如“五更，更就是半夜三更的更”；姓名差不多要字字解释，比如“纪文达昀，昀是日字边加个均匀的匀”。总之，录的时候多说一点，整理的时候就少出差错。

　　在整理所收录的成果时，成其昌意识到中国楹联遗产十分丰富，需要有个方法才便于查找。于是，他借鉴集邮的方式，将收集到的楹联分成山水、庭宇、庆贺、哀挽、百业、故事、杂题等七类，每大类下再分小类。这样，每有新的收藏，便能“对号入座”。

　　几年后，成其昌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奉献出他在楹联方面的首秀——《中国对联谭概》。该书广泛吸纳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注入了他本人许多新的见解。其中在借鉴诗词曲律，建立完整的联律等方面，都有创新。为了简单明确地论证与叙述，他绘制了一些图表，做了数理统计，这也许正是“两栖人”的优势吧。

　　这时，研究楹联已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并获得了成果和乐趣。但他同时又意识到，仅凭个人的奋斗，要想恢复、光大我国楹联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他决定串联一些志同道合的爱好者，成立“楹联研究小组”。

　　1983年，成其昌在《八小时以外》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创办楹联组织的构想。文章刊出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收到500多封读者来信，其中绝大多数都支持他的倡议，并希望及早成为其中一员。因来信太多，而回信内容又大同小异，成其昌决定将其制成印刷品邮寄。但既然要刻钢板油印，又何不增加一些关于楹联方面的内容。就这样，一份楹联爱好者自己创办的刊物《楹联通讯》应运而生。

　　在先生的“两栖轩”中，我们看到一份保存完好的油印小报。据成先生的夫人王玉彩讲，当时他们几乎把业余时间都用到了刻钢板、印刊物上。把一部分工资也花到了买纸、买信封和买邮票上。为了省点钱，她常常把读者来信用过的信封，小心翼翼地拆开，再翻过来用浆糊粘好，寄信时重新使用。

　　1984年初，成其昌调回北京地质管理干部学院工作，这个变化使《楹联通讯》停刊了。在最后一期刊物上，成其昌发表了《谢别辞》，他写道：“其实，没有谁刻意去安排。《通讯》出了整整十二期，仿佛一年复始，走向我们自己‘年度’的春天了，真是好兆头！但是，此时此刻，总有‘言犹未尽’之感。此一别，非告别，亦非离别，而是‘别有洞天’”。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先生在与《楹联通讯》告别时说的“别有洞天”的确是一种预感。他们这批联友，为后来中国楹联学会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大都成了各省市自治区楹联学会的领导和骨干。

　　“以常为鉴”

　　回到北京的成其昌在地质管理干部学院讲授写作，同时抓紧为建立中国楹联组织而奔走。

　　成其昌至今还觉得在学会成立的过程中，好像一直有贵人相助。先是地矿部长孙大光、部宣传部长吕禄生把他们一家调到北京，为了避免出现“作梗”的事，由部政治部发了调动的“通知”，而不是一般使用的“商调函”。然后是老邻居刘振权介绍他认识了时任中国长城学会会长的长征诗人、书法家魏传统；而魏老又以极大的热情帮助他找到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长钟敬文，以及刘锡诚、马萧萧等，最终使成立组织的事情得以落实。

　　1984年11月5日，中国楹联学会在北京成立。这时，距成其昌调回北京只有半年，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干成这么大一件事”，让他至今回忆起来还激动不已。

　　在采访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楹联学会第一届领导成员名单，意想不到的是，成其昌只担任了秘书长。当我们问及此事时，成先生说：“我确实是楹联学会最早的发起人，但我觉得学会不是一盆羹，不该由筹备者、出力者、赞助者论功行赏，进行瓜分。其实，学会就是个干事情的地方。”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由他提出的领导层人员方案中，他只给自己安排了一个秘书长。他说：“秘书长是跑腿的，我年轻，多干点理所应当。”当有的同志提出成其昌在创建学会过程中“贡献巨大，至少也应该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时”，成先生却表明：“学会不是私有财产，无论谁在其成立过程中出过多大力，从学会成立这天起，都必须从零开始。”

　　成其昌的高风亮节为楹联学会赢得了长期的稳定兴旺，在这里，“以常为鉴”已经成为一种精神。人们常说：“常江同志有这么大的贡献，也莫过如此，我们还争什么？”

　　通过其它渠道，我们还了解到这样两件事：

　　1988年，成其昌所在单位开始晋升技术职称。按他的学历和学术成果，可以申报副教授。但当他看到申报名单中还有当年他在地院读书时的两位老师，而晋升名额又很有限时，成先生决定放弃这次机会，没有申报。他觉得虽然老师二十多年未能晋升职称是社会造成的，但学生绝不能跟老师抢这个名额。

　　倘若不是此事后来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恐怕他的这个想法将永远无人知晓。就在评审快要结束时，上级决定给学院增加一个指标，并且规定此前申报过的人都不得重报。人事部门把教师名单扫了一遍又一遍，符合这个条件的人已经只有他一个了，就这样，成先生竟带着“塞翁失马”一样的感觉，晋升了副教授。据说，五年后他申报教授时，经过4个评委会审查，都是全票通过，这是一个奇迹，甚至不可思议，可见他确实是实力不凡。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2009年，这时，成先生已担任了一届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主席，但在换届选举中，他又获得了连任。对此，成先生在感谢大家信任的同时郑重提出，在其担任主席期间，只要发现合适的人选，就主动让贤。两年后，他果然给部领导打了报告，并通过常务理事会选举，将这一职务让给了一位脱颖而出的人。

　　成其昌淡泊名利的境界，与现代人“用职务体现人生价值”的观点形成了巨大反差，很值得我们思考。在交谈中，笔者体会到，他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先生总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而“知书”者首先就要“达礼”。虽然这句话人们耳熟能详，但对于“只我这知书达礼当恭谨，怎肯看出乖露丑遭谈论”之类的底线，还真是值得现在的知识分子好好把握和度量。

　　成先生淡泊功利的另一个原因是受家庭影响，他亲手整理出版过《成多禄集》，对于曾祖父成多禄当年在东北为官被称为“三廉士”之一，又被誉为“清廉太守”的作为和口碑，理解得相当深刻。他知道知识分子时刻都要以“道德”为准绳来衡量自己、约束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天地和自己的一生。

　　在采访中，我们有幸看到了先生家族2012年新修的《吉林成氏壬辰新谱》，发现其《族训篇》是这样规定的：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吾族务遵祖训，安分守己，遵纪守法，奋力向上；文则为国出谋献策，安邦定国；武则奋勇杀敌守边，鞠躬尽瘁。吾奋吾力，光宗耀祖。

　　知书达礼的自我约束和“吾族务遵”的族训，使成其昌成了中国楹联学会上上下下都“以常为鉴”的楷模。

　　联花吐幽

　　现在，中国楹联学会成立已近30年，随着岁月流逝，成其昌从当初的不惑之年迈进了古稀的门槛，从学会秘书长变成了精神领袖——名誉会长。当我们请他讲讲学会及楹联本身的变化和发展时，成先生觉得最值得“炫耀”的就是当初抓紧建立了学会。他说，楹联自古以来一直被当作诗词的分支，就连张之洞这样的楹联名家，也都认为“此乃小道也”。所以张之洞出版诗集时，把楹联部分都删掉了。幸运的是，中国楹联学会成立在前，否则，等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了再想起来，就很难再有楹联学会了；即使能够成立，恐怕也只能是诗词学会的一个委员会，难以取得今天这么大的成就。

　　现在，楹联学会已经成为一个会员众多，布局合理，影响远播的组织。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1000多个市、县都有相应组织，形成了一支拥有9000多名直接会员，近30万基层会员的队伍，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增进海内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朵中华文化的奇葩，已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在楹联学会中，成其昌长期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人们对他的评价是“高屋建瓴，引领潮流”。他最早为楹联学会的任务，定出“搜集、整理、研究、宣传、普及、创作、交流”的十四字方针，提出处理普及与提高关系的口号是“保护群众对联意识，提高联家精品意识”，主持制定《中国对联文化跨世纪发展纲要》和《中国对联集成编纂方案》，坚持对联创作要立足文学、重在内容、表现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坚持走适合楹联发展道路的格律研究、作家研究、流派研究和文艺批评。在他看来，楹联要成为一门学问，至少要有一部通论，一部词典，一部史志，一部资料集成，还要有一部书目。为完成这“五个一”，他身体力行，把收集联书和整理书目，当成自己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截至2005年10月，成其昌本人收录的书目，已经达到3607条，其中，明前及明代57条，清代471条，民国598条，当代2250条，香港、澳门、台湾及国外231条。

　　从1984年起，成其昌开始参加全国各地的楹联评选活动，后来多是担任评选委员会主任。

　　一次，有个企业开出10万元的价格征集楹联，这在当时已算作天价。当成其昌应邀来到评联地点后，发现在评委中搞楹联的只有他一个人，这种情况引起他的警觉。果然，在评审开始不久，有人就私下同他商量：“如果一等奖评不出来就空缺怎么样？”

　　成先生说：“这次企业征联的奖金数额，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一等奖有意空缺，明年再出来一家企业悬赏100万，然后再空缺，怎么办？这不成了‘逗你玩’吗？所以我看咱们还是实事求是，有一等奖就评出来。如果真没有，也宁缺毋滥。”

　　看到成先生的态度，又有人递过来一副对联，低声对他说：“您看这副联能不能评上一等奖？这是我们老板亲戚写的。”先生接过对联，经过推敲，又在脑海中将已经阅过的对联过了一遍，然后十分坚定地说：“不管是谁写的，这副联都得不了一等奖。”

　　最后，来自张家口的一副楹联获得了一等奖。据先生说，直到现在，他也不认识这副楹联的作者。

　　这样的事情并非只此一起，也不只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有鉴于此，成先生在2009年发表了题为《评联规范化之路》的文章，文中回顾了楹联界评联办法完善的全过程，包括在评联过程中发生的问题，改进的措施，使主办方、楹联作者、评委和工作人员的行为都得到了规范。

　　成其昌是位学者，所以，不管社会活动何等繁忙，他都坚持笔耕不辍，著书立说。据不完全统计，从楹联学会成立至退休这20年间，他先后编撰出版了《中国对联谭概》（华夏出版社1989）、《中华名胜对联大典》（国际文化出版社1993）、《数字合成百科名物词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等与楹联相关的著述近30部。

　　在这些著述中，笔者想特别介绍一下《古今联语汇选》。该书于民国初年由胡君复编纂，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加上“集联”共分7集22册，近300万字，是明、清以来规模最大的对联作品选集，可谓鸿篇巨制。

　　成其昌于上世纪80年代找到这部著作并开始抄录。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按该书目录，查找起来多有不便，而且联文需要校勘。为此，在抄录时，他就产生了重新编辑点校的“奢望”。

　　2002年，成其昌与西苑出版社合作，开始重编这部书。这次，他将相关的23册书，统一整理成8册，除对原书进行点校，在断句处增设了标点，还吸收了四川彭作桢《古今联语汇选再补》民国本的内容，使之成为当代楹联具有鹤立之势的辞书。有人在胡君复编纂《古今联语汇选》后曾经以“功比保存古物”赞其功绩。依笔者看来，现在以此言肯定成其昌的功绩也不为过。

　　在2005年出版的《常江对联选》中，成其昌收入了自己前20年创作的近千副对联。其作品不仅展现了“中国联坛十杰”之一的风采，同时让人领略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腹笥丰赡。

　　在为江西滕王阁所作的对联中，先生写道：

　　三秋一序，常令八方墨客小心掷笔

　　巨浪长风，又送四海才人大胆题联

　　此联因引入王勃《滕王阁序》的“时维九月，序属三秋”，使其意境极为高远。而“小心掷笔”四个字，更是让人读得一震一惊。现在，成先生的这副对联正高挂于“文以阁名，阁以文传，历千载沧桑盛誉不衰”的滕王阁五层楼上，陪伴着王勃那篇被称为“千古一序”的雄文。

　　成其昌在为四川省楹联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贺联中写道：

　　巴山夜雨总关情，想川中故友，此时可敲句窗前，撚须灯下

　　蜀道风云常惹眼，问锦里新朋，何处能龙门摆阵，茶馆听书

　　有读者在欣赏了这副对联后，盛赞此联“情关巴山夜雨，眼惹蜀道风云。突显了联语活力魅力，仿佛构筑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楹联殿堂”。

　　数字联一直是楹联爱好者喜欢的形式，在《常江对联选》中，我们看到了一副成其昌与联家马萧萧等共同为北京暖瓶厂撰题的数字联：

　　一口能吞二泉三江四海五湖水

　　孤胆敢入十方百姓千家万户门

　　此联巧妙地嵌入了“一、二、三、四、五”，“个、十、百、千、万”两组数字，而且顺序递进相对，“蕴蓄哲理，虚实溢美”，妙趣横生，实为所见数字联中之极品。

　　翻阅书中近千副对联，我们看到约有三分之一作品是先生一蹴而就、依马而成的，而在这些对联中嵌入单位、地点或个人姓名，更是成其昌的绝艺之一。在现场目睹先生如此创作的人，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这回算是知道什么是才思敏捷了。”

　　楹联是我国传统文化，要使其生存、发展，就必然要有创新。而源于楹联爱好者的创新意识与成果，又主要看成先生这样的权威如何认定与评价。在这一点上，成其昌确有联海引航的开创精神与搏击能力。而这也正是楹联学会比有些团体学术氛围活跃而和谐，成果亦相对丰硕的原因。

　　几年前，在一次楹联书法评比时，一位初审者发现应对者寄来的对联只有三条，便笑着对同事说：“你们看这个人多马虎，信封里少装一条就寄来了。”说完，便将来稿扔进了不能入选的稿件堆里。

　　对联嘛，顾名思义就应该成对，所以这位老师的理解无可厚非。巧合的是，那天成其昌恰好在场，他走过去拾起这三条对联，经过反复推敲后说道：“这是一副三柱联，在南方刚刚兴起的。改革开放后，厅堂变大，铺面变宽，原来的一开间变成两开间，就有三个门柱。这种联其实挺难写，通常是中间一条为上联，两侧都是下联，当然也有其他读写方式。”

　　经过解释，大家都觉得这种新生事物应该肯定，不但肯定，而且赞赏，这副联最终得了一等奖。从此，三柱联就成了对联中一种“法定”形式，被认可确定下来。

　　眼下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纸媒的影响已今不如昔，所以很多人都是通过电视知道成其昌的，其中有三档节目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