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王直（又名汪直），在明朝是一个存在巨大争议的人物，在东南沿海老百姓和朝廷主张开放海禁的有眼光的大臣看来他是品德优秀的徽商、海商；而在朱厚熜皇帝和一帮迂腐的主张“海禁”的大臣看来他是神人共怒的海上恶魔。近、现代以来，人们看到的众多教科书上则称他为“汉奸”“倭寇”，可历史真相究竟怎么样呢？

　　换一个视角看“被倭寇”的海商王直

　　张祖涛

　　《倭变事略》是一本记叙明朝抗倭事迹的日记类书籍，人们在书中可以读到一个细节：40多个倭寇藏在一座庙里，后来他们全被剿灭，但他们在寺院的墙壁上留下了诗文：“海雾晓开合，海风春复寒。衰颜欢薄酒，老眼傲惊湍。丛市人家近，沙平客路宽，明朝晴更好，飞翠泼征鞍。”这是大明朝官方认定的十恶不赦祸害华夏的倭寇的情感宣泄吗？显然不可能是。有新的评说：这是中国真正的海洋文学，蓝色文明。

　　开拓海疆的“徽商”

　　我们都知道，明清两个朝代是严厉拒绝海洋的时代，不只是消极拒绝，更是残酷打压。明朝实行极其严厉的“海禁”政策，甚至荒唐透顶地规定“片板不许入海”；清代则有残酷的“迁海令”，强迫沿海居民从海岸后退30—50里。但有压迫就有反抗，反抗者是中国沿海那些被海禁政策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他们是海商、渔民，或者是从事与海上贸易相关产业者。而王直则是这一些人中间的杰出的代表。

　　大明王朝在台州临海建筑的的禁海长城遗址

　　王（汪）直（？－1559年）。安徽徽州歙县桂林人，明朝人士，号五峰船主。历史上真实的王直，乃实实在在的中国大明朝的在籍公民，不是倭寇 ；也不是汉奸；说到底，他是明朝朱厚熜皇帝时期，“海禁”政策高压之下的大明朝徽商巨子，中国东南沿海暨西太平洋武装海商集团的大头领，一个成功的海上贸易商人；他的事业，他的人生，他的传奇，充满悲剧色彩。

　　嘉靖后期，由于赋税过重和官吏、豪绅的盘剥，江浙一带民不聊生，大批流民前往海外谋生。沿海海防官员故意夸大其辞，使明中央政府错误地认为“海上奸民武装掠夺我辖内良民”，将出海经商的全都称作“通番奸民”，进而加紧海禁。当时，日本民间向中国大陆派遣了大批商船。由于没有正式手续，这些商船都遭到了明朝政府的拒绝。日本人被拒绝后，有的并不急于回国，而是与沿海所谓的“通番奸民”互通贸易。加之1517年葡萄牙侵占澳门后，也开始与沿海中国居民进行商贸活动，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沿海一带官民对峙的紧张形势。

　　《明史》载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有资料显示，王直所在的家乡人穷地薄无以聊生，经商遂为一条主要生计。王直先做盐商，跟同伴说：“中国法度森严，动輒触禁。科第只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倘佯乎，何沾沾一撮土也。”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南下广东偕同徐惟学、叶宗满等在广东打造海船，“置硝黄丝棉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赚得第一桶金。站在现代的角度这叫国际贸易；站在明朝官方的角度这就是所谓“通番奸民”的非法走私。一开始王直加入徽州府歙县同乡的许栋集团，“往来浙海”。后来，许栋和李光头相继被明军朱纨剿灭，王直遂另起炉灶，自立为船主。造巨舰，联舫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驰马。成为很大的一个武装海商集团首领。

　　当时正值日本军阀混战，什么东西都缺。王直本为商人，以走私军火起家，家大业大，因为海盗多如牛毛，经营百货兼带走私军火的王直，装备自家不成问题。小股子海盗来抢汪直，给反抢的事还不少。王直以琉球群岛为基地，往来于中国沿海，与葡萄牙交易军火，再到日本销售，财源广进。日本国内最强的诸侯也只有几万人，在王直的面前那就是小巫见大巫。王直的船队经常是耀武扬威的经过日本海，日本人见了根本连屁都敢放一个，反而还要派兵护送王老板的船队。对王直俯首贴耳，比见了天皇还要尊敬。而王直也成为了事实上的领袖。和我们今天在电视里面看到的那些对鬼子们狗尾乞怜的翻译官和伪军汉奸相比，王直可谓牛气冲天，与其说他是“汉奸”，还不如说他是“汉霸”！

　　当时的浙江福建官府，阻挡不了王直等的武装贸易对大明闭关锁国海禁政策的公然叫板，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群起谎称“倭寇”大举侵犯，蒙骗朝廷。要求朝廷派兵进剿靖海。王直不是倭寇，民族情结强烈的他对真正的倭寇反而有帮助大明王朝靖海的大功。大海里的法则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王直一开始只是鱼群中的一条，但他比起许栋和其他海商集团更具备政治眼光。王直一直设法和明朝的海道、卫所联络，换取他们的好感和支持。在浙江海道的授命和协助下，王直剿灭了卢七、沈九几伙小海盗，打败并吞并了另一支势力较大的陈思盼集团。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日本人的武装商队围攻舟山，浙江省海道副使李文进命把总张维四和王直率部解围，次年，王直又应定海卫指挥的请求，率部击退了真正的日本海道，即真正的倭寇。这以后，挂着“五峰”旗的船通行大海，纵横无阻，“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王直终于成为了东方的加勒比海最大的那条大鳄鱼。从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来看，海上的冒险家一向如凤毛麟角。历史同期，在地球的另一端，眼光独到的伊丽莎白女王正在给纵横大西洋和加勒比海杀人越货的众多海盗船长大佬颁发爵士称号。同样在16世纪，王直这样成功的海上豪强海商巨子出现在亚洲东方，应当算得上是十分可喜的商业资本主义萌芽。从世界中世纪海商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亦商亦盗的武装贸易形式，正是中世纪以致近代西方殖民者海商集团所采取的普遍形式。王直强大的财力，军力，在日本群岛上的事业作为，比汉代出使西域的班超要牛逼多了。王直这样拥有强大海军舰队的武装海商如果能够得到大明王朝政府的支持，必将为中华民族开拓海疆、获取更多资源和生存空间做出巨大的贡献。可惜中国封建王朝顽固保守的传统思维缺乏对世界格局的观察和开放的海洋概念，沾沾自喜于天朝大国的专制统治，以王直为代表的东南海商勇于冒险、敢于开拓海疆的人文性格始终没有得到大明封建王朝的认可。

　　王直直接控制千里海疆，最顶盛的时候，拥众20万，巨舰百余艘，他甚至在舟山开市公开贸易，视朝廷的禁海令如同废纸。王直作为徽商代表的人格之高贵，连其时其后的正史也不敢掩盖。“承袭徽商传统风范，经商讲究信义”，王直统帅部下纪律严明，令行禁止。他规定：“一，不得擅自上岸，违者当众刺穿双耳，再犯立即处死。二，战利品全部上缴，两份分给船员，八份公共入库；私拿库房东西者，处以死刑。三，凡有对妇女施暴或强占妇女为妻者，格杀勿论。——”史书称赞王直有“大明国儒生之风范”，有“相当高的教养”。东南沿海的老百姓对王直拥载有加，王直的海商商队一时誉满西太平洋沿岸。所以，实实在在换一个视角，在东南沿海老百姓眼中，“被倭寇”的王直，其实只是一个特别会做生意的海上船来船去的大商人而已。

　　王直的武装商船队

　　“被招抚”的悲剧

　　王直的贸易总量超过了当时的浙江、福建两个省。王直的安徽徽州歙县同乡，佥都御史、浙、闽总督胡宗宪心中极为不爽，自己乃堂堂的大明一品封疆大吏，管辖的地域却还不如一介草民！王直对大明朝廷本来并没有犯上作乱之心，作为想要大有作为的商人，他多次上疏请求朝廷开放海上通商贸易，但一概被拒绝，反而遭到官府水师围攻。军事上遭受重大挫折，王直突围逃到日本。还是在嘉靖三十一年，王直重整旗鼓，率领庞大的武装船队卷土重来，官军望风披靡。不错，王直的武装商队中的确雇佣了一些日本浪人，伴随战乱的当然免也不了杀戮和破坏。这大概就是几百年来官方史家一口咬定王直就是汉奸倭寇的原因吧。

　　王直占据了定海，自称“净海王”,后改称”“徽王”！胡宗宪穷于应付。不过，与王直同样出身于徽州的大明一代名臣胡宗宪是个明白人。他主编的《筹海图编》第一次明确标注了钓鱼岛的方位，是将钓鱼岛划归中国领土的第一人；点燃了建立海上强国的希望。胡宗宪认为，如果朝廷重用王直，并且宣布海外贸易合法化，不但可以使海盗不剿自平，而且，中国将开辟出海上丝绸之路。所以，作为佥都御史、浙、闽总督的浙江福建两省的大明一品封疆大吏，胡宗宪与王直在军事政治上虽然是水火不容情的对手，但在开放“海禁”的国家发展的大局观上，他和王直确实惺惺相惜。他决心招抚王直。胡宗宪为表示诚意，主动与王直自认同乡，特地将王直的母亲、妻子从金华府的监狱中释放出来，并妥善安置她们，给她们干净的房子居住，保证她们丰衣足食。再是派使者真诚邀请汪直的养子毛海峰上岸饮酒，给他观看自己请求皇上允许他招安王直的文书等等。是胡宗宪坦诚的态度先赢得了毛海峰的好感。毛海峰果然把胡宗宪的善意汇报给王直，才促成了王直的最后接受招抚；因为作为商人王直的野心本来就并不大，只是想要一个地位，那就是自由通商的权力。招安后的汪直登上了大陆，来到胡宗宪的大帐，也确实受到了胡宗宪的礼遇。胡宗宪招抚王直的整个过程，史书记载比较透明：对王直，胡宗宪没有摆掷杯为号的鸿门宴；而是待如上宾好友，勘比于《水浒传》中真心招安宋江的宿太尉。

　　胡宗宪礼送王直等去杭州市见御使王本固。后来，按照皇帝朱厚熜“羁养之”的命令，将王直下狱的是正是那个署辕在杭州市的脑残御使王本固。这只能说是胡宗宪的招抚计划美，但没有大明朝廷上的形势变化快。就是这个二愣子的御使王本固跳出来上疏朱厚熜皇帝，诬陷胡宗宪招抚王直是收了王直的贿赂，心中有鬼；不杀王直，后患无穷。胡宗宪辛苦大半年，成功招抚王直，大大缓解大明东南沿海寇患的大好事，一时间竟然成为了王本固和一众迂腐大臣攻讦胡宗宪的鲜活的靶子。胡宗宪尽管再次上疏“请免王直一死，让他戍卫海上，维系番夷。”可是那个二愣子的御使王本固却“争之强”，而朝廷议论也更加“疑宗宪纳贼赂”。胡宗宪自身难保，害怕了，不得不让出了对王直的后续处置主动权。两年后，王直被皇帝朱厚熜直接下诏于杭州大狱处以死刑，也是通过御使王本固，而并没有通过胡宗宪。，

　　王直在狱中写过一封《自明疏》，希望朝廷许他戴罪立功，剿灭海上诸夷；特别是他在疏文的最后，念念不忘地希望明政府能够开放海禁，通商互市。但顽固坚持“海禁”政策的朱厚熜终于下达了死刑诏书。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个凄冷的冬日，王直被斩首于杭州省城宫港口。临刑前王直获准见儿子最后一面，父子抱持痛哭，王直拿一根髻金簪交给儿子，仰天长叹：“想不到我王直竟然死在这里！”。言毕伸颈受刃，至死不求饶。身处海防军事前线的胡宗宪事后才获得王直被杀噩耗，本来就一直悬着的一颗心如同遭到雷击：“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对王直，胡宗宪深感有负朋友之信义，曾经惺惺相惜的同乡、对手、一朝阴阳相隔，情何以堪？明史记载，获得王直被杀噩耗后，胡宗宪当即“亲临海边望祭之，恸哭不已，军将皆堕泪不能仰视。”

　　大明“海禁”的松动

　　王直死后，所谓的“倭寇”之患并未隨之平息，徽商在海上還相當繁盛，后繼者有徐惟學、徐海等。由于失去了王直這位治軍嚴明的首領，加之王直部屬的復仇心理，江南沿海狼煙四起，無辜平民再度慘遭屠戮。在戚继光、俞大猷和他们的部下看来，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自己剿灭倭寇奋勇杀敌，大义凛然；而在王直的余部和其他同情他们的残余武装看来则是皇帝佬儿出尔反尔背信弃义，与其窝窝囊囊跪着生，不如轰轰烈烈站着死！民不畏死，又何能以死惧之？！本文开头记述的那个破庙墙壁上残留的诗句或许正是他们生死关头的慷慨悲歌。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一个歙县籍徽商郑舜功，也是以飘洋过海做海外贸易而闻名，他也主动找到胡宗宪，告诉胡宗宪：“欲靖海波，必须直、浙、福三省效广东南奥开市贸易，则倭患自息。”无论如何，作为徽商群体中一位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王直的所作所为，尽管触犯了明代的海禁政策，但它顺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促进了同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诸国的经济交往与联系，是值得肯定的。 王直们与明王朝最大的矛盾就在于明王朝禁止他们进行海外贸易，而他们的反抗，也正是对明王朝这一政策的反抗。因此，评论大明朝廷与王直们的关系就应该注意这段时间的历史背景。正如不少历史学者指出的，这场战争其实并不是大明王朝自我标榜的反对倭寇侵略中华的反侵略战争；而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资本与国内一群要求发展商品经济的民间资本所进行的内战。至于战争过程中的一些事情的无可控制，只能当作战争本身的一些问题。徽商在王直被处死之后大伤元气，这也意味着，中国明代不断兴旺发达的资本主义商业萌芽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了红灯。

　　王直，一个勇于开拓的海派徽商，先被明朝冷酷愚蠢的闭关锁国海禁逼成亚洲东方加勒比海大鳄,再被大明封建皇权的屠刀以倭寇之王杀戮；但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他的事业，他的人生，他的东方传奇，并没有完全画上句号。这不仅仅表现在上文提到的与大明朝廷“海禁”政策对着干的一拨拨徐惟學、徐海们的前赴后继；还表现王直事件对大明朝廷“海禁”政策的撼动。

　　大明朝廷中确实并非没有明白人。当时就有许多和胡宗宪同样清醒的大臣提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站在500年后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假如当时的明朝政府改弦易辙，开海拓疆，建立一个比陆上中国大上几倍的海上中国，绝对不是痴人说梦。

　　我们为王直所曾经代表的新生力量感到可惜。他代表着时代方向的社会阶层，但在当时，它所面对的那种建立在土地之上的王权太强大了，实在是难以撼动。在当时的社会体制下，法律只允许皇帝和官僚聚集财富，或者干脆说，只允许皇帝聚集财富，而当皇帝感到满足时，他宁可让经济发展陷于停顿。作为封建制度的王权，它显然不能允许其它资本力量进行聚集。这种系统，是一种“农业的系统”，在这种系统中，以王直为代表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商业资本和民间资本，肯定只有惨痛的结局。

　　中国从唐代开始就走向海洋，宋、元都是世界性大帝国，也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的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大明朝则以闭关锁国为基本国策，从而使得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成为了落后的明清。有人作过统计，宋真宗时代，国家的财政年收入1.6亿两白银，大明朝1570——1580年间，平均年财政收入为3078万两，不过是宋代的19%。更主要的是，明朝的农业税收入为81%，工商杂税只有12%。和宋代相比较，明朝的经济结构是何等落后啊！

　　在由“农业系统”向“商业系统”的转化时，在两者处于一种对抗和磨合时，似乎任何国家都要发生一些悲剧。但这样的悲剧，也常常是一个个伟大的名族在前进的道路上必须付出的学费。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直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整个大中国的悲剧。

　　历史遵循它本来的客观规律迈步。王直死了，所谓“倭寇”的最终平息并非全部出于戚继光俞大猷们追剿的战绩。其后，顽固坚持海禁政策的朱厚熜驾崩，明穆宗隆庆元年，明穆宗及其辅政大臣主张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所谓倭寇竟然就烟消云散了。前人种树，后人蒙荫。王直们的奋勇抗争或许说是终于获得了有限的成功。其后，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一片新的繁荣景象，大量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刺激了中国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蓬蓬发展。

　　今天中国的学术界，对王直也已经有了不同于过往的肯定的新的正面评价。著名的徽学研究专家叶显恩先生的观点很明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海英也指出“明史的正史里对王直的定性是把他归为日本倭寇一类，而我们的观点认为，政府禁止对外贸易，那些需要对外贸易的商人例如王直就只有铤而走险了！”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新作《晚明史》指出“王直是当时的武装走私分子，嘉靖年间倭寇最厉害的时候，也是明朝政府禁海最厉害的时候，隆庆年间明政府实行开海以后，基本上东南沿海就没有什么倭寇了，接下来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就微乎其微了。

　　塑像的历史警示

　　4个半世纪过去了，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崇拜追念王直，除了说明日本名族的尚武，勇于冒险，说到底不过是他们曾经在风光客居日本群岛的王直们的身上寄托过财富梦想；中国至今仍然有人痛心疾首骂王直是“汉奸”“倭寇”，反映的显然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皇权思维毒害之深。“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名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出现的名族，而不知拥护爱载、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是上世纪30年代郁达夫在哀悼鲁迅时所发出的愤激之言，想不到近80个春秋过去了，郁达夫的这一段话对我们不少亲爱的同胞仍然不失针砭锋芒。

　　今天的宁波三门湾蛇蟠岛，王直塑像旁的洞窟岩壁上，题刻着一副对联：“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据说是王直生前最欣赏的一副楹联，它也确实是王直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墓志铭，表明了这位海商领袖的政治见解与抱负。意思是，天下无道，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就起义下海；冠带为官，效忠昏君，乃是人生的不幸！它一语道破了海盗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根源。王直们的反抗是被逼上梁山的。他们反海禁的斗争是反封建的正义斗争，与明朝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互相比较，在反封建上是共同的，但是它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在太平洋沿岸地区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安徽省 歙县王直墓

　　 今天安徽省 歙县修有王直墓，日本一个很小的岛上一个很小很不富裕的城市有着王直的后人，其后人中有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他们对自己的祖先产生兴趣，2000年，他们寻根寻到了徽州歙县，确立了墓址，征得当地有关部门同意，修了墓，并在墓旁立了块碑说明事之由来。并且他们也捐资给当地修建小学校舍和道路。事情发生时，媒体也将其当作不断发生着的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往来的事例之一客观报道过。

　　当然，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并不等同于社会的共同认知。什么时候王直能够以徽商先贤乃至海商先驱的正面形象回到自己的故乡？——看来还需要等待。但终究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或许，我们中国人应该高调纪念王直这一位中华民族开拓海洋时代的先行者。正如有人预言的，国人自己为王直树碑，也仅仅是时间问题，因为，这也许与为戚继光等民族英雄树碑立传，同样是尊重历史、也同样有现实启发警示意义。